全部都是流水账!!!
31 10月 2009 留下评论
in 玩
再次奔赴德中大道舞台看表演 最后一天
出门的时候只穿了件衬衣 不觉得冷 等到了江滩 巨BIG冷！ 而且还下了雨 好在演唱会蛮嗨的 人也多 后来暖和了
晚上表演的有个乐队(美景乐队)(Bellevue)还可以 
完了何柞欢也上台咵了 然后再是闭幕式 德中同行抗把子阿克曼上台说武汉人是全国最有热情的市民
之后上场是李慧云(Vivian Lee)、主持人西蒙·马洛(Simon Marlow)和德国首都舞曲乐团 那个主持人老外长得有点像法国电影虎口脱险的男主角 唱了首奥黛丽赫本的《月河》（Moon River）全场合唱了 不过看到这里我就走了 因为再晚点就搭不上车了 坐502末班车回家时候看到路边有群骷髅在街上走回来 以为是搞行为艺术额 上网才知道是万圣节到了
德中同行太棒了 希望类似这样的活动以后能多办点
PS：当我正在敲键盘的时候 旺仔在桌子下啃我大拇趾 貌似很美味
31 10月 2009 留下评论
in Movies
30 10月 2009 留下评论
in 益文
我对未来的所有信心来源于：
没有人喜欢谎言，人们喜欢真实。没有人喜欢虚伪，人们喜欢真诚。没有人喜欢欺诈，人们喜欢诚信。没有人喜欢卑劣，人们喜欢高尚。没有人喜欢怯懦，人们喜欢勇敢。没有人喜欢逃避，人们喜欢担当。甚至当这一切美德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依然在内心深处小声表示自己的欣赏。
人们喜欢小婴儿清澈透明的眼睛，也希望自己能有这样的一双眼睛。人们喜欢握住情人的手沉沉入睡，没有人会愿意永远在枕头下面放一把匕首。人们喜欢干净的阳光、天空、饮水和空气，没有愿意带着防毒面具和检测试纸在这世界上生活。人们喜欢面露微笑表情轻松，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人愿意每多过一天都像是一种恩赐。人们喜欢平等如同甘霖一样普降大地，润泽万物，没有人喜欢被歧视、被压榨、被排挤、被盘算、被牺牲。是的，我在所有的不快乐中清晰地看到了对它们的渴求。
在所有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做的事，乃至不得不唱的歌之后，还有不情愿存在，还有反讽在耳语，还有别过头去根本不转过来的眼神。在父母的怀抱里，在情人的口唇处，在朋友的肩膀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情感留存。还是有拥抱和吻顽固地在坚持，还是有花朵在春天里顽强地开放，还是有麦子肩并肩顽抗一样沉默地站立在土地里。
人们在最简陋的阳台上也要种上花，在最廉价的地板上也要铺上地胶，在最小最破败的房间里也要点上一盏灯，所以我对未来依然抱有希望，相信世间的确存在着蓝莲花。
那花一直在盛放，永不凋零。
这段时间过多的关注非CCAV民生新闻 导致我幼小纯洁的心灵出现了阴暗面 这篇文章的出现就好像黎明时的一缕阳光
30 10月 2009 留下评论
in 黑色幽默
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09-10/29/content_6127814.htm
2、姚海鹰此前就非法传唤一事所发的告同仁书（附原文）
新闻同仁并各界朋友:
我是湖北省《长江商报》社深度新闻部记者姚海鹰，工作证磁卡编号为：0140、国家新闻出版署记者证统一编号为：B42005301000071。
日前，我因发表一篇新闻报道，受到报道对象——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的“非法传唤”和“人身威胁”。从9月初至今，一直步步紧逼。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通过互联网渠道,向社会公开求助。
该检察院在传唤记者的“询问通知书”中，明确写道：兹因《一起“侵犯商业秘密”事件调查》的报道。而该通知书的文件编号上，竟赫然写着“纪、贪”字样。两者表明，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是将一篇新闻报道作为了立案调查记者的依据，并将记者视为“纪检、贪污”犯罪嫌疑人员进行传唤。
而当《长江商报》出面与江岸区检察院进行沟通时，该院检察长责问报社领导：“我们在所有部门都是畅通无阻的，为什么在你们《长江商报》就行不通？”他进而威胁说“如果你们继续不配合，不让记者接受调查，我们将采取下一步措施。”
在举国欢庆60周年华诞之际，上述粗暴行径令人震惊和遗憾。
就在10月9日，国家领导人曾在世界媒体峰会上指出，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媒体和支持媒体搞好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而江岸区检察院作为执法部门，作为舆论监督的被报道对象，却对履行公职行为的记者进行非法传唤，肆无忌惮。这种公然干预新闻报道的行为，到底是打击报复？还是想蓄意诬蔑？
现特将该事件的经过详述如下，望上级部门能重视和调查，依法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彰显执法部门的公正形象。
一、“触雷”新闻的采编经过。
8月初，我通过一位北京律师朋友得到新闻线索，大致内容为：武汉中冶南方公司和天津环渤海公司，因员工之间的“工程图纸设计技术”往来，11名高工受到检方“侵犯商业秘密罪”指控，该事件中，因涉及暗箱操作和“商业秘密”的认定争议，引起业内和湖北省及北京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我个人判断，这是一起罕见而典型的因高级知识分子（员工）跳槽而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事件，具备深度新闻报道价值。
随后，我向报社主管领导王震华编委汇报该选题后，他同意我立刻进行采访。
8月中旬，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后，我将成稿提交给王震华编委，并将有关图片提交给深度新闻编辑刘丹。
9月3日，编辑刘丹联系我交流此稿件，进入编辑程序。
9月4日（周五），在报社创刊3周年纪念特刊中，该报道在当天的A18版“长江调查”中，以深度报道形式重点刊发，标题是：《一起“侵犯商业秘密”事件的调查》，为保护记者，编辑按惯例将记者署名为“沈笃”，即“深度”的谐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一篇“舆论监督”新闻，见报稿件对江岸区检察院等办案机构，在办案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了客观反映，并对涉案内容“到底是公知技术，还是商业秘密？”的争议，提出了理性质疑。
9月16日上午，江岸区法院对该案进行宣判，当日中午，报社王震华编委同意我再做一个追踪报道。
9月17日，长江商报A06版刊发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工程师被罚80万》的追踪报道，如实报道了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
特别说明，在该事件的所有新闻报道中，本报独家首发的《一起“侵犯商业秘密”事件的调查》，是唯一提出理性质疑的媒体。对此篇报道，上级宣传主管部门从未有过禁令，或要求报社撤稿。迄今为止，该报道仍保留在《长江商报》电子版“深度报道”栏内。
二、“非法传呼”记者的经过。
报道刊发当天是9月4日，周五。双休之后，自9月7日始，记者陆续接到要求到检察院接受调查的电话。
9月7日，一位张姓男士自称武汉公检法系统人员，留下办公电话，要记者和他联系。
9月8日，江岸区检察院何海伟致电报社热线部陈婉静，要其转告记者到该院接受调查。何海伟是该院起诉科检察官，正是将该案提起公诉的主要办案人员之一。
9月11日，江岸区检察院的潘春生和张玮两位检察官来到报社总编室，要求报社通知记者去该院接受调查。潘当时在电话中向记者询问了“是谁向你提供的采访资料？”、“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等问题，并要求记者和提供采访线索的北京律师杨桂明，一起到检察院接受调查等等。潘和张是江岸区检察院“检务督察室”负责人，潘为主任，张为副主任。据了解，“检务督察室”的主要职责，是督察本院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的违纪办案行为。
9月15日上午，张玮致电记者，要求到检察院接受调查。记者当时正在出差，表示回武汉后即联系。
9月15日下午，张玮和潘春生两人再次来到报社，将一份标明“武岸检（纪贪）询（2009）100号”的询问通知书（见附件照片），要报社总编室转交给记者。该通知书的缘由是因“一桩‘侵犯商业秘密罪’事件调查的报道”，要求记者9月18日到“本院办案区”接受调查。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18日中的“8”，其笔迹是由“5”改过来的，就是说，江岸区检察院原本计划15日当天，直接将记者从报社中带走，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才临时更改时间。
随后，在9月16日、17日、18日、21日，连续一周的时间中，江岸区检察院检务督察室副主任张玮，多次通过短信和电话方式威胁记者，诸如：
“我们既然向你下发了通知书，就表明了我们的决心，还体现了法律的威严性。”
“你不要把问题想的太简单，请你老老实实到检察院来接受调查。”
“你报道了这个事情很严重，我们不想找你，这是领导交办下来的工作，要我们找到你。”
“你是回避不了的，我们一定要找到你。”等等。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9月初，当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看到上述报道后，怒不可遏，从楼上冲下来，将报纸摔到有关检察官的桌上，说：“怎么会让这篇报道出来，是谁提供线索给记者的？给我好好查！”
于是，才有了相关部门的检察官，在长达一个月内，对记者穷追不舍。
三、面对报社交涉：威胁“将采取下一步措施”
在最初的沟通中，报社总编室向江岸区检察院诚恳表达了“记者是职务行为，如果就采访内容沟通应该在报社”的态度。但对方认为报社是在袒护记者，遂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向报社施压。
9月21日，江岸区检察院通过相关渠道，找到报社主管部门湖北长江传媒出版集团，称报社不配合正常司法调查，集团领导责令报社妥善处理该事件，报社法人、社长赵亚平先生对此非常重视，要求报社迅速与江岸检察院正面交涉。
9月22日上午，报社总编室主任雷理国和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通电话，张在电话中显得十分恼火，不愿多谈。
9月22日下午，报社派章潮副社长、值班编委王震华和总编室主任雷理国三位领导，亲赴江岸区检察院面见检察长，想了解“传唤”记者接受调查的真正原因。不料，面对报社的诚恳来访，张检察长仍未谈出任何具体原因，而且语气强硬。在交流的过程中，张检察长责问报社领导：“我们在所有部门都是畅通无阻的，为什么在你们长江商报就行不通？”他进而威胁说“如果你们继续不配合，不把记者交出来，我们将采取下一步措施。”
9月22日下午至晚间，记者向报社详细讲述了事件经过和受威胁过程。
9月23日上午，记者再次书面向报社呈交了遭遇非法传唤的“情况说明”。
9月24日，报社高层确定总编室主任雷理国为联系人，专职联络江岸区检察院检务督查室潘春生主任。报社同时确定总编辑杨问富，专职对接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
9月25日，江岸区检察院再次提出，可让报社派人陪记者一起到该院办案区接受调查，报社拒绝。
9月27日，《长江商报》社向江岸区检察院发出正式公函，并派专人送达，主要表明两点意见：一、记者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报社不能违背记者的意愿，强迫记者到检察院接受调查；二、请对方出示“传唤“记者接受调查的确凿证据和理由。
面对报社送达的公函，该院检务督察室主任潘春生当面看完后，遂上楼向检察长请示，随后，潘主任口头向报社转述了其两点意见，：一、要报社继续配合安排记者接受调查；二、目前暂时没有证据，要找到记者调查后才清楚。
10月12日，国庆长假后的第四天，江岸区检察院潘春生主任再次致电报社总编室领导，向报社继续施压，并在发给报社领导的短信中，连用三个感叹号。
面对江岸区检察院的一系列行为，《长江商报》高层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体现了一个媒体应有的操守。
赵亚平社长责令报社领导积极与江岸区检察院对接，但他同时表示：记者的新闻报道是职务行为，报社应该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不能随便让记者去接受调查，有什么情况应由组织出面。在发给记者的短信中，他说：“作为社长，我有义务对自己的记者进行保护。”他在和记者家人的通话中说：“请你们放心，报社作为一级组织，会和对方进行沟通，确保记者的人身安全。”
报社总编辑杨问富认为：如果仅仅是因为报道本身，相关部门无权、无理由传唤记者接受调查。既然如此大张旗鼓地坚持要传唤记者，就应该说明理由，并拿出记者违纪违规的具体证据来。令人奇怪的是，报社派了三位领导前去沟通，对方也没有任何具体说法。杨总编代表报社向对方表明了三点态度，一、报社应该积极配合检察院的调查工作；二、报社也应该保护自己记者的合法权益；三、报社不能强制和强迫记者接受调查。
值班编委王震华表示：对这个非常事件，应由报社作为组织出面与对方沟通，不能让记者一个人去面对，要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
四、非法传唤：威胁记者干预正常新闻报道。
为何认定江岸区检察院的做法，是非法传唤？简述理由如下，众所周知。
1、作为持有新闻出版署所发记者证的记者，采写该新闻报道，履行的是法定职务行为。该报道的刊发，经过了编辑、主编、分管领导和值班总编共同审核签发的严格程序，它不是记者的个人行为。因此，江岸区检察院不应当以该篇报道为由，对记者个人进行“传唤”。
2、江岸区检察院是该篇新闻报道中涉及到的办案方之一，是与该篇报道存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因此，从公正和回避原则来看，除了可以就相关新闻事实与记者和报社进行平等沟通外，无权强行“传唤”记者个人到该院“办案区”接受调查。
3、江岸区检察院履行“非法传唤”记者的人员，是该院检务督察室两名负责人，而实际上，检务督察室的职责是，对具体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督办，或对本院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督察。因此，该部属于检察院内部的“律己”部门，无权对记者进行“传唤”。
4、《长江商报》所在办公区域为武汉市洪山区，记者户籍在武汉市武昌区，而江岸区检察院地属武汉市江岸区。从案件属地管辖原则来看，江岸区检察院无权“传唤”记者。
5、在传唤记者的“询问通知书”中，其明确写道：兹因一起“侵犯商业秘密”事件调查的报道。而该通知书的文件编号上，竟赫然写着“纪、贪”字样。两者表明，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是将该篇新闻报道，作为了立案传唤记者的依据，并将记者视为“纪检、贪污”犯罪嫌疑人员进行传唤。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是特权部门粗暴的执法行为。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这样对待记者，是典型的打击报复。
6、其实，自江岸区检察院相关人员开始和我接触时，我始终就没有回避过，我向他们表明了基本态度，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回复与采访有关的内容。我甚至表明，也可以在报社与对方进行交流。但令人遗憾的是，江岸区检察院相关办案人员，自始至终态度蛮横，咄咄逼人，挥舞着国家赋予的“执法权”，对记者进行威胁逼迫。
7、根据我目前对该新闻报道所涉事件的了解，其中涉及诸多内幕。譬如，办案方之一的关键人物CH某，因日前发生的“武大校长书记受贿案”被辗转牵出，遭到纪委双规，已交代出很多违法事实。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当前，有关方面诚惶诚恐，噤若寒蝉。在这种紧要关头打击和恐吓记者，到底是何意图呢？
五、一个记者的立场和态度。
实话实说，我并无殉道者的情怀，和所有新闻同仁一样，我是一个极其普通和温和的人，有家有口，孩子年幼，双亲均年过七旬，肩负着各种责任。我最高的理想是，在这个有长江和汉水缓缓交汇流淌的城市，过一份简单安定的生活，从不曾想过要去和某个强势部门对抗。
但是，作为一名从业12年的职业记者，我多少还是具备由这个职业经年滋养而生的最基本的素养和气质。当不公和威胁，硬是要扑面而来无可回避时，我也只能选择面对，即便是螳臂当车，即便是以卵击石，也在所不惜。
我在给《长江商报》社长赵亚平先生的一封信中，这样表明我的态度：“如果这种威胁和打击确实需要我面对，我也只能以一名记者应该坚守的风骨和立场，舍身取义，死而后已。”
那刻，当写下以上这些话语时，我内心充满了无可抑制的悲凉，为自己，为记者群体，也为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
今夕何夕？江山如画，在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这种干预新闻打击记者的丑陋行径，竟然毫无顾忌地发生在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而且，它的气焰是如此嚣张，如此明目张胆。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处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南方报业的程先生曾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
我人微言轻，但我想说，即使我的力量再渺弱，我也要以自己的坚韧，来维护一名记者最起码的职业尊严。这不是对抗，也不是格外的敏感和自尊，它只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更是一名职业调查记者必须坚持的立场。
最后，我还想向所有能看到这份“紧急呼吁”的人士，公开表达5点态度：
1、我在这次报道的整个采写过程中，严格恪守新闻报道纪律，清白干净，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2、我拒绝武汉江岸区检察院“非法传唤”的理由非常简单。人有人格，报有报格，记者的新闻报道权和媒体话语权，不能轻易遭受侵犯和践踏。面对非法传唤，作为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和记者，我完全可以拒绝，没有任何妥协和商量的余地！而且,对这种滥用公权的行为,身为职业记者,我决不可能去配合它.
3、我希望上级部门能组建一个不受地方干预的独立调查组，其成员应由最高检、律师、新闻记者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人员组成，对此次“非法传唤”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记者在该新闻采访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面对公正透明的调查，我愿全力配合。
4、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必须收回非法传唤记者的“通知书”，并向《长江商报》社和当事记者公开道歉，消除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坦诚态度，和报社及记者正常沟通。
各位新闻同仁和朋友们,我决定站出来公开面对，绝非草率行事,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我从未料到，我会因为一篇正常新闻报道而遭到非法传唤。我更没能料到的是，当我遭遇“非法传唤”后，即便报社作为一级组织出面与之交涉，也不能奏效。在一退再退之后,已无路可退.因此，我只能将之置于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
为防止遭受打击报复的“意外情况”发生，我已将自己的现况，悉数告之亲友、新闻界同仁、律师朋友及其它具有话语权能给予我帮助的组织和机构，他们会根据我的情况，进行必要的关注，这是一种无奈的“自卫”方式。
当发出这封公开信后，我将静坐家中，等候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对我“采取下一步措施”。无论等待我的是逮捕令，还是强制带离,我都会明确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是违法办案;是侵犯媒体和记者的新闻报道权和公众知情权.
此致
敬礼
2009年10月13日
长江商报深度记者 姚海鹰
卧槽网志 
